1413年：贵州建省
那是永乐十一年,距明开国已经45年,大明帝国如日中天。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贵州设立布政使司,贵州第一次有了省一级政区建置,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二是那年冬天,郑和扬帆远航,开始了第四次下西洋。
这是巧合,但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对内推进大一统事业与对外开拓海上,宣扬国威,恰好表明明成祖朱棣是一位卓有作为之君。
贵州建省,是贵州历史的转折。
贵州在元代分属于四川、湖广、云南三省。其实,在元之前,贵州又何尝有统一行政建置。就拿“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来说,那个最大的夜郎国亦非古贵州惟一的政权。秦时的今贵州分属于巴、蜀、黔中、象四郡;汉时分属??、武陵等四郡。隋唐设经制州与羁縻州。在州之上,唐代设大行政区叫做道;宋代设路。贵州先后分属于几个不同的道与路。所以,从秦汉至元一千六七百年间,贵州始终是周边政区鞭长莫及、分合多变的边地。形成这个历史现象,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古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长期未能产生建立统一政权的内在经济动力与足以统领全境的内在政治实力;二是长时期里中央王朝未遑开拓经营贵州,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其巩固与发展是有个漫长而不平衡过程的。
到了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情势有了大的变化。元代疆域辽阔,武功极盛,在贵阳建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以控扼黔中。在全国大兴站赤(蒙古语,即驿传),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的驿道都通过贵州。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与军事重镇之势初显。进入明朝,朱元璋为了统一南北,巩固西南,十分重视贵州。当时,元朝梁王尚盘踞云南,不肯顺服。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率30万大军取道贵州进攻云南。第二年正月,平定云南的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比较清醒,在他给傅友德的诏谕中有一句着名的话:倘若霭翠等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霭翠即贵州彝族领袖,奢香的丈夫)。为此,朱元璋一方面团结贵州各少数民族上层,一方面留下征南大军大部分兵力驻守贵州,遍设卫所,建立屯田,把军事控制与农业开发结合起来。相应地在贵阳设立了全省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贵州都指挥使司。这样,贵州建省便呼之欲出了。
不过,什么时候建省,还要选择时机。明初今贵州土地上有四大土司:贵州宣慰司,思南、思州、播州宣慰司,各雄一方,互不统属。开国后,对土司采取安抚方针,局面比较稳定。永乐年间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了争夺土地,从互相攻战酿成叛乱。这件事充分暴露了落后的土司制度与建立政制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明成祖以此为契机,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派遣贵州都指挥使顾成将军率兵5万平息动乱,断然宣布废除思南、思州两土司,将其他分设八府四州。同时,在贵阳设立贵州布政使司。明初行省实行三司制: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省军区,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监察。后来才有总督、巡抚之设。所以,成立布政使司,即标志贵州行省的建立,这个“省政府”,比“省军区”晚建31年。可见,贵州建省,首先是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刚建省时,面积比现在少三分之一。黔北、黔西北许多地区还归四川,黔西南有些地方属广西。省域主要包括东面新开八府,西面的贵州宣慰司及安顺等三州,驿道一线相通,状如一个哑铃。辖区人口不过一百数十万,财政收入不比江南一个大县的多。到了万历年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才将播州土司改土归流;清雍正年间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军民府和乌撒军民府划归贵州,又将原属湖南的天柱、镇远等六卫及原属广西的贞丰、安龙等数县划入贵州,才形成今天规模的贵州省。贵州建省与改土归流,结束了过去大小土司各自为政的局面,政制与中原并轨,中央政府政令直达全省各地,贵州能够以行省向中央发言,这对国家统一与贵州社会进步无疑都具有深远意义。
贵州建省后,最直接的产物是中央派来大批干部。与第一任“省长”、布政使蒋廷瓒同来的大官就有11名,包括另一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实际上是成建制地配备了贵州省的领导班子。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而且战乱不断,派来的干部不能太弱。贵州又是穷省,不是肥缺,对为官者吸引力不大。因此,选派入黔官员,朝廷颇觉着难(史志里多处可见“帝难其人”的记载)。按古代官制,本籍人必须回避,不能在本地当官。明清时期来黔的官员都是客籍人,多是中央政府副部级大员和发达省区的官员,其中不乏忠于朝廷、有学识、有本事的名臣、贤宦、文士、武将。这对贵州接纳外来先进文化十分有利。这些人才又带动了贵州本土人才的涌现,这才有明清贵州“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这些黔人又都被派往外省易地做官,有的当上了省部级大领导,因此,要说开放,贵州建省应算是贵州开放的先河。笔者查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统计了入志事迹的篇目,汉至元,中央派来贵州的官员入志者只有110名;而明清545年间,就有2137名,其中总督、巡抚、藩臬等省级干部达518人。这是了不起的人才输入。干部制度是国家的组织基础。平心而论,建省后大量客籍官员入黔,比起原先封闭式的本土人“体内循环”、“近亲繁殖”应该是一大进步。明清贵州经济、文化、教育较建省前有长足发展,固然是贵州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建省带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