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与秋的对话
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书面采访，因为你们是家乡新办的一个青少年刊物。你们的读者是春天的花朵，而我呢，则是秋来的黄叶，我就用“春与秋的对话”这个标题来接受你们的提问吧。
1、请您谈一谈您的生活好吗？包括您的人生经历、家庭生活、现在的情况等，都请您对我们的青少年读者谈一谈。
我这一生虽说没有亲临过惊天动地的战场，可我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毛泽东时代，万千巨变的改革开放时期。也许我至今还远没读完“万卷书”，可早在我中学时代参加革命大串连，就行了“万里路”。特别是我这次应邀携一家三口前往新疆21天的漫游，沿国境线穿越天山南北，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行程18000公里，走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早在大学时代，我就曾去过内蒙古草原，青藏高原，渤海湾公海。至今，我走遍了祖国（除香港、台湾外）的大好河山，所到之处，对我的创作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我出生在贵州绥阳的一个小山村，与共和国同龄。我父亲解放初期曾任过乡长，后来被下放回农村，当过大队支书。我母亲一直是大队妇女主任，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到老来，父母都成了无人问津的普通百姓。
我家有兄妹8个，我为老大。小时候我们生活很苦，由于父母常年为集体效劳，家里的活自然由奶奶、姑姑和我承担。那时，我赤着脚上山放牛，打柴、挑水、种地。帮家里洗衣服、做饭、带弟弟妹妹，样样活我都干。正是因为这样，练就了我坚实的身板和强韧的意志，为我今天迎来优越的工作环境铺垫了人生求索之路的基础。
2、您的小学、中学时代是在哪里就读的？当时的形势和学校的情况怎样？您当时的学习情况如何？
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家乡就读的。记得我6岁时，父亲送我到本村杜家院子的私立学校去上学，那时正值解放初期，老师教我们学文化，带我们出去玩，还在河里学游泳，这是我生来第一次看见女老师穿泳装。后来，私立学校取消了，父亲又送我去县城的完小从头上学。
我就读的洋川小学是城里最大的一间小学，大约有二千多学生。我家离县城有6华里路，要翻一座小山，过一条大河，走一段平坦而弯曲的稻香路。我每天清晨约5点半就得起床，两眼还迷迷糊糊的就要将一碗热腾腾的油炒饭送进肚里，这是奶奶做的，没有菜。吃罢早饭，我们一群小孩吆喝着上路，一小时后才到学校，为的是参加早自习。
中午时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和城里孩子都必须睡午觉。男女相坐，一个躺桌子、一个躺凳子。那时的贵州农村习惯吃两顿饭，我们回家后，一直要等到天黑了，大人收工了，一家人才能坐下来共进晚餐。
整整一个夏秋，我都是赤脚上学。到了冬春，我穿一条单裤，一件小棉袄，扣上扣子连胸脯都露在外面，就这样，我弯着腰，膝下夹一个竹编的小灰炉，来回奔波在上学的路上。
当时的学校虽然条件艰苦，但教学严紧，又正值建国初期，处处红旗招展。但是没过多久，我们碰上“粮食关”，过上了“没饭吃”的苦日子。村里断了几个月的口粮，人们只好天天吃蔬菜，树皮，蕨根，糠粑过日子，已经开始饿死人了。我记得四弟拉不出大便，母亲只好每天用棍子帮他拨，肛门还挂着血丝。那时全国上下共度三年自然灾害，为的是还清苏联的国债。就连毛泽东主席也不吃肉，脚也有浮肿现象。
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加上村里一个比我大八岁的顽皮小伙影响，我常逃学，早退，老师可恨我了。三年级那年，洋小给我一个“留校察看处分”；四年级那年，学校干脆将我“停学处分”。好在当时我有个同姓的伯父在校当教务主任，他与我父亲一商量，偷偷把我转学到本乡一所兴隆小学读五年级。还好，没耽误学业。我天生学习成绩好，小学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取县城唯一的中学
绥阳中学。
现在回想起来，洋川小学对我实在不公，一次又一次将我推出校门，象开斗争会一样，把我叫到千余人的操场讲台上，宣布一个十岁小孩的处分决定。当时的场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其实我并不坏，成绩也好，只是爱逃学和不听老师的话罢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我回家探亲从没踏进过洋川小学的大门，就连路过那儿我心里也有些栗畏。因为他们险些断送了一个“真正求学者”的命运。
3、能告诉我们您在学校时记忆最深刻的1、2件事情吗？或者您认为最得意的事？
除了上述我说的被小学“停学处分”的事记忆最深刻外。最值得高兴的还是我考取中学的时刻，因为那时考中学比现在考大学更难。绥阳中学是我们家乡文化的摇篮，我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与这所母校的培育分不开。其中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偷书”。“革命大串连”回校后，“复课闹革命”开始，实际是没课，学生完全处于自由活动。这时，我与另一位低年级的同学杨萌发现“看今朝”红卫兵总部门内有一个小洞，刚好通往封存了的校图书馆。每天，我们俩趁着没人时，曲着身子爬进去，那宽敞、安静的图书馆，我们在里面可以任意取下自己欣爱的书籍，可以无忧无虑的漫天阅读，可以没时间限制，可以随意带走各自想要的名著。在里面，我们经常忘记吃饭时间，有时看到天黑。我俩把喜爱的书“偷”出洞外，然后捆在裤腰上，等星期天带回家，放进木楼的箱子里藏起来。那段时间，不知有多少个白天，我俩是躲在图书馆里与书度日的。夜晚时，我俩拿着手电筒，握上钉有铁钩的竹杆，去另一个爬不进去的阅览室“钓鱼”，将刊物、画报、杂志、合订本钩出。我担小，大约“偷”了一个木箱的书；他胆大，不知“偷”了多少？由于中学是住校，我俩不知读多少书，有鲁迅的、沫若的、茅盾的、苏联的；还有小说，《人民文学》、《世界文学》、《民间文学》。我们把画报中的指挥家、演奏家俏像贴在宿舍的墙壁上。
记得我常在床头上贴一句鲁迅的名言：“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中学时代我便开始在报上发表诗作。那时我们一起写诗的还有同年级的李发模，我俩在中学时常同枕共梦，后来他成了全国著名的诗人。
在中学时，我有“杜二胡”的雅号，这说明我拉二胡的水平不一般。一次，我与同学笪斯勇各自创作了一首音乐作品，他写的是笛子独奏曲，我写的是二胡独奏曲，他用的笔名我记不清了，我用的笔名叫“芊囝”，取“旺盛的男孩”之意。那时我俩正选编一本《笛子二胡曲集》，这恰好将我俩的习作鱼目混珠的编进去。册子油印出后，厚厚的一本，里面全是流传的名曲，为了推销我俩的作品，我们四处宣扬，慌称这两首乐曲是北京的名家新寄来的。就这样，一位比我大的高三的学生魏元强上了我的当，他天天埋头苦练，虽说拉起来有些别扭，可他只说是“好”。一直到我们抽去县宣传队演出，后来我们就要上山下乡离开宣传队时，我才正式告诉这位比我高三个年级 全县首席二胡魏元强同学，我对他说：“赵二奶，（他的绰号），不要拉了，你上当了，那是我写的曲子。”他回答说：“放屁。”我说“是真的”。然后他才醒悟道：“我是说这曲子难听”。通过这件事，也说明那时的我具备了作曲的素质。
4、您在学校里有什么爱好？为了爱好，您当时做过一些什么？
我的爱好当然是拉二胡。我精心研究田光编著的《二胡自修教程》，我细心观察外地来县演出队中拉二胡者的揉弦方式。一场演出下来，我只盯着他一个人的手，看他如何运弓、揉弦。我曾冥思苦想的试图自己制造一个二胡盒，一次我在家里锯木板差点把我四弟的手指锯断。为了想当一名演奏家，我冬天将左手伸进雪里，然后取出来再揉练。拉二胡使我学会了乐理，了解了音乐，提高了我的艺术鉴赏力。“文革”期间，在学校教学楼里，晚间我关灯苦练；在回家过周末的时刻，我在油灯下拉给乡亲们听。那琴声表达了我一种无尽的心声。
除拉二胡外，我中学时还喜欢写诗，背诵诗。我常常在没有人的地方，在黑夜的操场上，在自己苦闷的时候高声朗读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面的旁白，朗诵毛泽东发表的所有诗词，朗诵李白的《将进酒》、朗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时，我渴望将来能报考贵州省艺术学校，为此，我还在没人的地方偷偷搬脚弄腿练功呢！
5、您在学校里是否感受到青春的萌动？发生过什么故事没有？您是如何处理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青春的萌动期肯定是从学校开始的。但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封建，心里想过，但不敢去追求。我的青春萌动是在初二时像贾宝玉那样，梦中经历的。我一直到大学毕业工作后才开始谈恋爱。之前我对女人是一无所知。
我主张学生时期多学习、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把有些青春萌动的感受埋藏在心底为好，不要去追求实现。就象我们家乡的茅台酒一样，几十年后拿出来品尝才有味。美酒一但开了瓶，三五天就成了杯白水，豪无价值。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也对她人产生过朦胧的爱恋，但对方不知。可过了一年两年，再仔细观察对方时，才觉得她并不是最美的。因此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采取“静观默察”的态度，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最后才能对一个事物观察得更清楚，更准确，更有把握。
6、你简要回顾一下你的校园生活好吗？请您对我们的小读者说几句心里话。
我的校园生活比较丰富，小学我上了三所，中学我上了一所，大学我上了两所，加起来我在校园度过的时间近20年。校园生活是人生最难忘却的一段经历，她丰富多彩，她魅力无穷，她充满青春活动，她让人终生难忘。
校园毕竟是人们读书学习的地方，您必须把握住这段美好时光，如果把她荒废掉，老来只会“空悲切”。
校园又是人们向古人学习，观察社会，估量人生成败的好场所，您可以用成功人士来比较自己，比较老师，比较父母，从中总结出一种值得自我借鉴的经验教训。
我想对小读者们说的几句心里话就是：因为你们多数是独生子女，你们当中吃苦的人太少，你们常被父母亲友的关爱包围着，你们显得比较娇贵。可是你们得千万记住：“上天是公正的，你付出多少，最终将获得多少；你享乐多少，后半生的苦处也陪伴你多少。世间万物总是如此的辩证。”我的这句话是5年前写给湖南湘乡树人中学的学子们的，今天我再赠送你们，不妥之处请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