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贵州文坛的四位先贤
蹇先艾、钟华、文志强、廖公弦四位先贤，是贵州文坛的四颗巨星。无情的岁月，让他们殒落了。他们走后，每当读到他们的作品,我便想起与他们的一些接触，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的心空闪烁。
蹇先艾：春暖花开时一定到绥阳来
蹇先艾是遵义老城人，曾任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他是贵州新文学的奠基者、领导者之一。他的小说《水葬》、《贵州道上》等，曾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
我与蹇老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是在1978年的6月。那年春天，我被《贵州文艺》（不久恢复《山花》刊名）借调到诗歌组编辑诗歌。6月12日，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考古学家郭沫若逝世。为了悼念郭老，《贵州文艺》决定发表一组诗文。《贵州文艺》党组负责人卓廉操对我说：“你去请蹇老写首悼念郭沫若的诗吧！”蹇老住在《贵州文艺》编辑部后面省文联的一幢楼房里。我走进蹇老的家，向他说明了来意。蹇老不住地说：“好好好，好好好，悼念郭老的诗，我等两天给你们送来。”然后，他和我谈起了诗歌，他说：“‘五四’运动后，我在北师大读书时，也写了一些新诗，大多发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和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旬刊》上。有两首后来被朱自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我问他是哪两首，他说：“有首叫《春晓》，还有一首是《雨晨游龙潭》。”谈到现在的诗，他说：“有些诗不好读，读不懂，读不懂我就不读它了。”他还说：“你的诗我读过，脑子里有些印象”……
两天后，蹇老把他写的一首悼念郭沫若的七律送到了诗歌组。他向我解释其中的“痛失宝翰”句：“郭老曾给我题写过一帧条幅，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郭老的墨翰给我抄走了，现在，郭老又走了”…… 蹇老说到这里，心里还在难过。
1978年7月，《贵州文艺》发表了蹇老的这首诗歌。
1981年11月3日，省作协组织贵州作家访问团到云南、四川、湖北三省文联访问，我是访问团成员之一。12月1日，我们在成都《星星》诗刊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四川文联的高瑛老师（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作者），请我把两瓶果酒带回贵州送给蹇老。我带着这两瓶果酒，过三峡，到武汉，直到12月14日才回到贵阳。那天下午，我们一行人在省军区招待所就餐。蹇老也赴宴了，我正好与蹇老坐一桌。我把两瓶果酒交给了蹇老。蹇老问起高瑛身体状况，我说：“他很健康，也很健谈，他向你问好”。蹇老说：“我好多年没见过高瑛啦！感谢他还惦记着我，也感谢你为他给我带酒来，你带了这么远的路，真辛苦你啦！”
1982年11月2日，省文联在省军区一招后楼会议室举办“作协贵州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习会”。参加讲习会的有何士光、叶辛、李发模、石永言、余未人等29名当时贵州文学界的知名作家、诗人，我有幸成为其中的学员之一。开学那天，蹇老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讲习会历时半个月。在那些日子里，蹇老基本上天天都参加了我们的学习和讨论。11月12日，师院张静琴教授给我们讲授马、恩关于德国现实主义、莎士比亚化、席勒化的论述，我和杨雪萍在下面搞起了小动作：她用两张纸，折了一只小花篮和一艘小军舰，我把杯里的水在桌子上倒成一条小河，推着花篮和军舰漂流。我用乌江牌的香烟纸，写了这样一首诗：花蓝和军舰同出于你的手/玫瑰与导弹/莫非共存于心头/那么，让恨爆炸/让爱绽放吧/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已的宇宙！她看了后，说写得好，让我题赠在她的本子上……我们的恶作剧，让蹇老看见了，他盯着我们说：“请大家注意听讲，不要在下面搞小动作。”后来在讨论的时间，蹇老有意参加了我们的学习组。他说：“参加这次讲习会的同志，是我们的精兵，是能征惯战之将，是取得成就的同志。省委、作协，对这次学习很重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大家通过学习，经过努力，要开创贵州社会主义文艺新局面。我们参加学习的同志，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呀！”我知道，这是蹇老对我的批评，更是对我的激励。
1990年1月，绥阳县筹备召开第一次文代会，准备正式成立绥阳县文联。蹇老当时是省文联 主席，省政协副主席。1月17日，县领导让我去贵阳请蹇老来参加绥阳文代会的开幕式。那天，我带着绥阳的特产——十把空心银丝面，直接到了蹇老的办公室。蹇老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办公室只有他一人，于是，我们聊了起来，他说：“绥阳是个好地方，我六四年在那里搞过‘四清’，那里坝子多，坝子大，是黔北粮仓”。他还说“抗战时，浙大西迁到遵义，准备在绥阳办学，后来没有去成，把学校办到了湄潭。那时我在遵义师范当校长，听说是一些绅士怕浙大师生入驻绥阳，引起物价上涨。”我说：“是的，那是绥阳永远的遗憾”……下班时间到了，蹇老提起皮包，离开了座位。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我看这两天有啥安排没有？”他回到办公桌前，翻看记事台历，然后喊着我的名字：“笛扬，真对不起，绥阳我去不成了。我忘了，后天我要参加省政协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要研究省文联的预算题案。”听他这样说，我立刻想到，这个会议，对他领导的省文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没有再勉强他去参加一个县的文代会了。
蹇老再三表示抱歉，最后说：“等春暖花开时，我一定到你们绥阳来！”
几度春暖花开，蹇老终因事务缠身，未能践行他再到绥阳来的诺言。更何况，上帝在1994年10月26日，把他请去了天国。
钟华：哈，我在这儿哩
钟华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贵州高原上引吭高歌的第一位诗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写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词作，曾传唱全国。继而创作《乌江歌》，为贵州诗坛别开生面。然而，这位才华出众的歌手，却在五七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蒙冤被迫停止了歌唱。在以后长期的逆境中，钟华老师没有放弃对诗歌的热爱和追求，自己不能发表作品，就默默地做着诗歌创作的辅导工作。当时贵州诗界的许多新人，如朱吉成、张显华、阮居平等，都曾得到他的教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钟华老师经常到绥阳来辅导绥阳的诗歌作者。他象慈祥的父亲那样关爱着董佳佳，关爱着刘萍。对当时在诗歌创作上崭露头角的李发模，更是关怀备至。钟华老师还多次参加绥阳诗歌作者的“转转会”。记得1975年冬天，他和我们一起踏雪去到大溪公社四衙寨李发模家。一进屋，发模就拿出他写的《后水河诗抄》来让大家指点。吃过饭后，我和陈文涛、吴仲华在那间地楼的小方桌上打起了“大贰”，钟华老师和发模、黄定才、卜国荣则在靠窗户的那张大方桌上切磋诗艺。李发模后来成了中国的大诗人，这与钟华老师开始对他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所以，发模一直称钟华老师是他的“恩师”。
文化大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流行着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矩：那些被“打倒”的政治人物，只要在报上亮相，便意味着这个人物重新站出来了；被禁锢的文化名人，只要有作品发表，便标志着他被“解放”了。钟华老师的冤屈在落实政策中得到了昭雪。1978年8月，《贵州文艺》决定发表钟华老师的诗作，让他亮相贵州文艺界。诗歌组的陈佩芸老师把约稿的任务交给了我。在一个雨后放晴的日子里，我走进钟华老师在省群艺馆的家。这是一间木质平房，客厅的地板虽有几条指拇宽的漏缝，但却拖洗得干干净净，油漆剥落的木纹格外清晰；两把捷克式木制沙发中间的茶几上，堆着一叠厚厚的书刊。谈起约稿的事，钟华老师感慨地说：“是呀，现在是拨乱反正的时候，被颠倒的历史应当颠倒过来啦！”他兴奋地拿出几首怀念周总理的诗，让我自己挑选，我选了《山水的怀念》。1964年，周总理在贵阳花溪坝上桥接见工农群众代表，这首诗，依托花溪的山花溪的水，抒发了贵州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1981年11月3日至12月14日，省作协组织钟华、寒星、罗绍书、李发模、张显华、金钟阳和我到云南、四川、湖北三省访问、采风。在朝夕相处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钟华老师谈笑风生，心情格外好，而且创作颇丰，写出了《大理石赞》、《版纳三题》等大量诗歌。在云南璐南石林时，我们一行人爬上了莲花峰。我站在峰顶，没有看到钟华老师，于是问道：“吔，钟华老师在哪里哩？”钟华老师从一瓣莲花下钻出头来：“哈，我在这儿哩！”他那张老人的脸上，写满了孩子似的天真。这张脸，让我深深感动；这张脸，永远拷贝在我记忆的心壁。那天晚上，我写出了《石林莲花峰》。1982年12期《山花》，刊登了这首诗歌：
只有花瓣/没有花芯/从洪荒时代/空自盛开到如今/婷立在凝固的波涛上/亿万年不吐一丝芳馨//踏着石林暗道明径/抓住造山运动留下的擦痕/一位头发花白的诗人/攀上峰顶/钻进巨大的花瓣/采撷着坚壳包裹的宁静/石林莲花哟/于是有了花芯/有了灵魂//“哈，我在这儿哩！”/他象捉迷藏的孩子/向同行的几位诗人/炫耀着自己藏匿的童心/话儿沁出花瓣/空中飘过阵阵清芬/灰色的凝固绿了、动了/苍老的石林啊/荡漾起青春的激情
文志强：奉上山花，先睹为快
文志强老师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曾任《山花》主编，是贵州省著名的编辑家。
1977年秋天，贵州省小说创作座谈会在绥阳召开，会议由涂尘野和文志强老师主持。有天傍晚，文志强老师和绥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宋永到我家里来耍。我弄了一只卤鸭子和一瓶红酒——县烟酒糖公司在河南进的一种非粮食酿造的酒。在那个年代，只有这种红酒才不凭票供应。我们三人，就喝着这种低劣的酒，开始聊起来。文志强老师喝酒不行，才喝一小点，他的脸就接近那红酒的颜色，那约呈鹰勾的鼻尖，还泛起一层油亮亮的红晕。赵宋永是写小说的，他俩就小说创作的话题，谈得很投机。谈到绥阳作者郑继禄剿匪题材的长篇小说，文志强老师说：“有生活基础，但还要加工提高，为鼓励他改好，《贵州文艺》可选登部分章节。”后来，《贵州文艺》确实选登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两章。
1978年春天，我被借调到《贵州文艺》诗歌组。文志强老师在小说组工作。我去报到那天，他带我去省消防大队食堂买了饭票，然后请我去他家吃晚饭。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天天见面。小说组与诗歌组只隔一层墙，我经常听到他在墙那边与涂尘野、尹柏生、李启超、叶辛、王剑他们摆龙门阵。也许是写小说、编小说的职业习惯吧，他摆的龙门阵，非常精彩，总有意想不到的结局。例如一根扁担，他可以渲染出一个特定的环境，让人把它当做一张床，而且会躺在上面美美地睡个觉。他摆完自己编造的故事，最后总是“哈哈哈”地先笑起来，听的人于是也跟着他捧腹大笑。他嗓门大，笑声宏亮。我把他的那种笑叫做“阔笑”，因为他笑的时候，我觉得编辑部的地板仿佛都在颤动。有时，他也串到诗歌组来和我聊天，说“聊天”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往往都是我在听他一个人讲。讲到开心处，就“哈哈哈”地阔笑起来。
1983年10月，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寄给他，并在附寄的一封信中说：“你知道我会写诗歌，可你不晓得崔笛扬也能写报告文学哩！绥阳金竹村青年农民李永国，为抢救落水儿童光荣牺牲了。他生前的事迹非常感人，贵州省委把他定位为新时期优秀农民的代表，并发出通知，号召全省人民学习李永国高尚的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此，我写了这篇《站在时代霞光里的人》。你看后，一定会阔笑起来：“哈哈，你们看看，这也叫报告文学么，还是去写他的诗吧!”
1983年12月7日，他给我写来一封信：“小说组今天交给我你写的报告文学，看完后一瞧时间，竟是十月寄出的。十分遗憾，我当时在花溪办改稿班，所有稿件留编辑部，未转我，待阅稿的同志见到今天转与我，已过了一个多月。这是阴差阳错的事，我若怪罪编辑部的同志也不好，只好代他们向你致歉。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只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补充和修改之处？请你接到此信后，立即复个信，或者打个电话。如果有需补充修改的，最好立即来贵阳一趟。”他还告诉我：他被抽出来专抓报告文学，中下旬，他想去桐梓正安跑跑。信的左上角，又加写了这样的文字：“此信是刚看完你的稿后赶紧写的，怕邮局下班交不了，故匆匆上。”
看了这封信，我为他对编辑工作的认真负责而感动。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对这篇文章没有补充和修改之处。
1984年2期《山花》，发表了我写的这篇报告文学。这期《山花》刚印刷完毕，还未通过发行组发行，他就给我寄来了两本，并附一纸短信：“奉上山花，先睹为快。”
1989年6月13日，绥阳县委宣传部、绥阳县文化局、绥阳县总工会联合举办绥阳首届诗歌评奖赛，文志强、廖公弦、罗绍书等老师作为评委来到了绥阳。评奖结束，我和文志强老师在洋川河畔走了一圈，彼此交谈了近年来的一些情况。离开绥阳前，他为洋川河畔新修的泉亭题写了亭名，落款为文蒙。后来，每当我在洋川河畔散步，看到那飘逸隽秀的“泉亭”二字，总要想起文志强老师，总要想起他那豪放的阔笑。
我曾在台湾的《黔人》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知道《黔人》的主编李永久先生和《山花》的主编文志强老师同是正安人，而且是一个班的同学。两位正安老乡，同在海峡两岸主编贵州人的刊物，在贵州文艺界被传为佳话。正安毗邻绥阳县，是中国古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尹珍的故里，文化底蕴丰厚。在文志强老师长期的培养和扶持下，正安小说创作势头旺盛，文学新人辈出，先后涌现了石邦定、赵剑平、王华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著名作家。还有桐梓县的李宽定、六盘水市的王剑、毕节地区的陈学书、务川县的戴绍康等一批贵州作家的脱颖而出，也凝结着文志强老师的心血。
他为黔北、为贵州小说的崛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深深的怀念着他！
廖公弦：金黄的，是故乡的油菜开花
1974年6月，贵州人民出版社文艺组派王光烈来绥阳，与绥阳临时组建的编辑组共同编辑绥阳的第一本综合诗集——《喷泉集》。大家认为，廖公弦是绥阳籍诗人，五、六十年代就在《山花》、《羊城晚报》、《红岩》、《诗刊》、《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是贵州诗坛一颗耀眼的星星，《喷泉集》应该有他的诗作。我于是代表编辑组去信向他索稿。他来信对出版社将出版绥阳诗集表示祝贺，但约稿的事，却婉言谢绝了。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的名字上了“不准写作”的黑名单。《喷泉集》属工农兵诗选，那个年头，工农兵是老大老二老三，他属于“老九”，虽说“老九不能走”，可没有解禁，他怎能发表作品呢？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在一段时间内，常常自责自己做了一件傻事：无意中捅了人家的痛处。后来我在贵阳市川剧团他的家中，和他谈到了此事，我说：“那时不知道你当时的处境，让你为难了。你不寄诗稿来，是明智的。”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1978年，廖公弦担任了贵阳市文联主席和《贵阳文艺》（后更名《花溪》）主编。那时，我在《贵州文艺》诗歌组，与他的交往多了起来。他向我介绍了在《贵阳文艺》编小说的绥阳老乡张永龙。我去黔东南采风写的几首诗歌，他拿去在《贵阳文艺》发表了。他写的长篇叙事诗《爱歌与恨歌》，也是那个时期在《贵州文艺》发表的。
1980年9月28日，我和杜若、施春彩、周竟业从海南岛采风回到贵阳，《贵州青年》的黄畅说要为我“接风”。他请来了廖公弦，还请来了白云区文化馆的阮居平，《花溪》的叶笛，《贵州青年》的刘彻东几位贵阳诗人。那天，我第一次听廖公弦说：“我不喝打打酒。”他说的“打打酒”，就是街上卖的那种散装白酒。划拳时，黄畅把大家分成了三方：他和刘彻东一方，叶笛、阮居平一方，我和廖公弦是老乡，自然成为一方。公弦划拳挺认真，但酒量不大，成了优待对象：输了只喝“一点点”，仅有两三滴。公弦和我的手气都好，拳术也高，到头来，竟成了“绥阳人”打“贵阳人”的格局。酒这个东西真好，它让两代诗人聚在一起，营造了一团和气。大家既开心，又没有喝醉，真是皆大欢喜。
1981年1月，省作协成立贵州省诗歌创作委员会，廖公弦担任委员会主任，我被推选为委员。诗歌创作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我和公弦在一起的机会更多了。每次见面，他都向我询问绥阳诗歌作者的近况。他对诗乡诗歌的关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省作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在点评贵州诗歌时，说我的诗歌“结构严谨，用字非常准确，你不能动他一个字。”这是他对我的诗歌的褒奖，可惜我在后来的一度时间里，丢开诗歌，去搞别的事情去了。
那次座谈会不久，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廖公弦回绥阳看望他妹妹一家人。期间，他到我住的广播站来找我，我便把赵宋永、吴仲华等几个诗友请来陪他喝酒。公弦说：“我不喝打打酒。”我说：“我知道你不喝打打酒，我家里有鸭溪窖。”酒过三巡，赵宋永提议：“今天高兴，难得和廖老师同桌喝酒，我们还是按绥阳人的规矩，划拳比指拇吧！”公弦说：“我酒量有限，不当庄，你们当庄时，我过路，但输了只喝一点点。”大家依了他。我的陋室里，于是响起了“八个八个，满十满载”的划拳斗酒之声。
公弦这次回绥阳的时候，绥阳农村已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了。但农民心有余悸，生怕政策变化，把下户的土地再收回去。他外婆老家所在的石碓窝是洋川万亩大坝的一部份。那年，他站在故乡的田野上，望着万亩大坝上盛开的油菜花，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我们站在田野上》。诗里洋溢着他对故乡的赞美，也隐含着他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切关注：
绯红的，一坝、一坝，/是太阳种植的朝霞。//金黄的，一坝、一坝，/是故乡的油菜开花。//红的漫到天边，/黄的直来脚下。//我们站在田野上，看太阳收割朝霞。//生怕太阳大意，/误割了故乡的菜花。
1986年底，绥阳县准备编写绥阳文化志，我去信向他索要有关他的资料，并询问他的眼疾是否好转。1987年元旦，他来信说：“眼疾现已稳定，只是读书写字要注意休息，不可过分疲劳。”关于地方志收他的条目一事，他说：“此类文字，这里那里写了多次，弄烦了。兼之不愿过分用眼，可说是心思全无。我的情况您大概清楚，只好请您代劳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出一本《蹇先艾廖公弦合集》，我的情况那上面有个大概，此书想来您那里是有的，可看看。那上面没把八五年出的两本小册子搜进去：一本《美人醒来》，一本《山与我们合影》，但这情况您也是清楚的。《毕升》上映的时间里一九八一年，具体月份我也记不住。致于代表作，我也说不出，勉强说来，是长篇叙事诗《爱歌与恨歌》，可以代表我的格调。大家认为《山中月》那首是我的代表作，我本人不怎么同意。在《诗刊》上发表作品是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是一九六二年。我就这样作复，请您代劳，不知意下如何？如不行，我再咬牙写吧，但时间得拖一下。”
读了这封信，我理解了他淡泊的情怀。是的，那些荣誉、功名，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弄多了，也真的烦。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副健康的身体，才是他最需要的！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时有见面。他的眼疾，好了一段时间，后又逐渐严重起来。
2003年清明节期间，他带着家人到石碓窝扫墓，我在老车站看见了他。他说：“不想惊动绥阳的朋友，所以这次回来哪个都没有讲。”他的视力很差、很差，他的身体很瘦、很瘦。不是“人生难得老来瘦”的那种瘦，这种瘦，让人有些心痛。望着他走路的背影，我滋生了一种不祥的哀愁，心里酸酸的……
就在这年的6月23日，我们爱戴的诗人，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走完了他的艺术之旅！
公弦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先后担任过贵阳市文联主席、《花溪》主编、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贵州作协副主席、贵州省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贵州省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叙事诗《爱歌与恨歌》、抒情诗集《山中月》、《美人醒来》、《山与我们合影》、《廖公弦诗选》，以及电影剧本《毕升》（与戴明贤合著）、《玄奘西游记》和科幻小说《飞向活星》等。他是贵州诗坛的领军人物，也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诗人。
公弦走后，根据他在绥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我做了几件与他有关的事：为博雅苑绥阳陈列馆制定布展方案，安排了《廖公弦望烟雨》的一幅国画，他的形象和他的名作《望烟雨》的意境，被定格在诗歌馆；选了他的四句诗歌，请赤水的工艺家雕刻在诗歌馆《诗乡诗简》壁展的竹简上；为诗乡广场大理石诗柱编选诗歌，将他的《想敲门》编在了第一棵诗柱上；为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标志碑策划浮雕创作，他那深度近视和瘦高的形象，与尹珍、王作孚等绥阳先贤一起，被镌刻在玻璃钢上。
我还受县委宣传部聘请，用诗歌形式写了一本《绥阳之歌》。在《绥阳之歌》第二部第一章中，以《廖公弦》为题，写了这样一首诗歌：
采集华夏诗词曲谣的金矿/投入自己燃烧的思想/治炼成汉语铿锵的音韵/和一首首中国诗坛的绝唱//笔耕出那么多精美的财富/留给诗乡永世珍藏/又怕太阳误割故乡的菜花/在山中种植一轮殷情的月亮//一座清新隽永的大山/挺拔在平平仄仄的高原上/目光爬上那律吕的峰顶/便有一览众山小的意象//后人要摘取诗歌的辉煌/就得站在他的肩膀上
2007年5月
（原载2008年3期《贵州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