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雕塑
一晃，大学毕业都三十年了。那时的我朝气蓬勃。一个从山村走出的青年，一个解放军战士，一下来到祖国的首都上大学，还能数次见到共和国的总理们，这是我过去不敢想象的事。中学时代的我，由于家庭成份不是贫下中农，“革命大串连”没能去成北京。那时，我常在睡梦中仰望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很高很高，直插去端。后来我参了军，在部队成了文艺骨干。七十年代初，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一天，我正坐在巡回演出的车上，突然间蹦出个想上大学的念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正在连队炊事班，只发表过些诗歌，创作了点会演节目，才被临时抽来参加战士演出队。
但我相信命运。命运对一个埋头吃苦，专心致志的青年是有偏爱的。就在我巡回演出途中，部队通知我赶快回去体检，说中央民族学院要来贵州招一名作曲生，我是“候选人”之一。那些日子，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成天脑海里都是北京和中央民族学院。记得贵阳街头有一处宣传中央民族学院七一级新生的画报，我不知偷偷看过多少次。但，事未成之前，我从不向亲友透露消息。直到两个多月后田联韬教授来贵阳面试、笔试选中了我，通知我回家向父母报喜时，亲人们才知道。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只回家三天，大约有一百多乡亲和亲友前来看望和为我告辞”。
1972年8月18日，我人生头一次坐上火车卧铺。三天后我第一次见到梦中的天安门。九月的一天，我被选出参加迎宾活动，与其他少数民族同学一道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我是汉族），前往首都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送日本田中首相后从上海归来。我们手持花束，站成“U”字形，等待着总理的专机降落。在迎接的队伍中，有中央首长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那一次非常隆重，或许是因为外交史上的重大胜利吧！周总理神情高扬，一脸喜色的走下悬梯，他首先握手的是叶剑英，其次是李先念、江青等。一时间，鼓乐齐鸣，我们舞动花束，向敬爱的周总理致意。总理也不停地向我们点头挥手。特别是当他认出我们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时，更是心喜而亲切。我们手中的花束都可以碰到他的身上。他曾这样说过：“民族学院的学生只要想见我，都必须安排”。因此，我们对周总理也最亲。那天，总理穿一身银色的中山装，江青则穿一套黑色的衣裤。她脸色像白纸一样，头帽上还系着一条黑沙巾，但笑容满面。走着走着，她想靠边让总理前行，但总理却用手示意，让她居中靠前。看样子，他很尊重她。江青的个头与周总理差不多高，她走路气质非常的好，真不愧为“第一夫人”。刚过十多天，在十月一日的中山公园国庆游园活动中，我们又第二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那天，我穿的是军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个入园的镜头，民族学院当然是首选。他们挑了十几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我作为穿军装的代表，被放在重要位置。记得那年国庆游园联欢的新闻纪录片中，还有我一个特写镜头呢！
1973年4月的一天，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日本相朴队表演，节目即将开始时，周总理又出现在主席台上。他同我们一直看完比赛才离去。4月13日，流亡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鲁克亲王从河内回到北京，我们学校去了四百多人前往首都机场迎接。那天，周总理神采飞扬，同笑容可鞠的西哈鲁克亲王紧紧拥抱，整个欢迎气氛倍显热烈。最难忘的是4月19日，我们同周总理一道去首都机场迎接来访的墨西哥总统。由于是一次重要的接待，学校还预先排练了几个圈舞。其中最引人关注是我们艺术系跳的新疆舞。记得那天，我是打击乐手。当墨西哥总统看见一群高鼻梁，形象醒似西方人的人在那儿载歌载舞欢迎他，他和夫人便信步走近我们，想要问个什么？这时，周总理忙向我们喊：“停下，停下，你们不要跳了，赶快迎上去”。这是我首次亲耳听到一个可敬的共和国总理的声音。我首先停下手中的乐器，并转告大家：“总理叫你们快上去”！因为那次我是系学生的领队。此刻，这群新疆姑娘围了上去，墨西哥总统和夫人在翻译的陪同下，与同学们谈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话。此刻的周恩来一个人被冷落一边，两手微握，许久没人与他答话。场面真有些尴尬。我离周总理大约三米远，我穿的是一身汉民族服装，手里还拿着乐器。否则的话，我会站过去同他老人家握握手，交谈上几句。事后，这件事在同学间引起很大议论，大家都后悔不应把周总理凉在一边，后悔自己没能上前去与总理握握手，后悔失去一次终生难得的机会。特别是来自新疆的阿达来提同学，当时回到学校后就直掉眼泪，感到非常遗憾。因为她是负责跳舞这一块的，我负责的是伴奏，墨西哥总统感兴趣的是她们，而不是我们。
那一次我观察周总理最仔细。他大约高一米七二，面容有些消瘦、疲备，身穿浅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一枚小方形的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头发花白，长长的眉毛，两眼炯炯有神，若有所思的形态。显然，比起我一年前见到的周总理精神状态大不一样。这是周总理留给我的一次最深刻、最难忘、犹如雕塑般的印象。这画面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树立在我的心中。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千余名师生，又身着各民族服装，步行来到首都体育馆，再次与周总理一道，陪同墨西哥总统观看体操表演。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四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由此可见，那时的中央领导是多么重视民族团结。一次，我被选去八宝山参加国家民委一位副主任的追悼会，那次我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刚复出，还不被人们关注。我们中央民族学院去了20人，我个子矮，纵队排在最前。万万没想到，我抬头一看，邓小平就站在我前面。他宽宽的两臂，蓄着小平头，身体结实，着一身中山装，个子比我还矮。我与他近距离接触，举手即可碰见。
那几年，我几乎见到了除毛泽东主席之外的所有国家主要领导，如朱德、董必武等。而且还和一些前来中央民族学院参观的国家元首，政府要员合影留念。因为我常在图书馆阅览室做和声作业，这里又是参观的必来之地，他们见我穿一身军装，还会写五线谱，十分新奇，故总会在我这儿停下，有时还把我夹在中间合影留念。可我从没得到过任何一张照片。
七十年代前几年，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岁月。那时我总感觉阳光是如此灿烂。后来，我们就很少见到周恩来总理了。再后来，我得知他生了病。我大学毕业离开北京的三个月，在贵阳的军营里我听到周恩来总理去逝的噩耗。顿时，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至今，每当我回想起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能有机会数次见到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们，我总感觉是一种光荣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