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
小时候我身体很单薄，立起象一棵随风摇动的苗苗，母亲总是小心翼翼的把我哺育。期待我一天天快快长大，将来能成为一棵挺拔的大树。儿童时我很顽皮，与村里一位姓雷的叔叔同道上学，他很坏，常教我逃学、躲学，喊老师的大名，因而我被县城的洋川小学留校查看，直至停学处分。父亲很着急，求情将我转到本乡的兴隆小学继续读书。幸亏我成绩好，后来又考进县城唯一的绥阳中学。父亲对我的最大期待就是把书读好，早晚一天走出农村，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
我的家乡在黔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洼，那儿离遵义45公里，很艰苦，经济和交通都极不发达。记得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我周末从学校回家，那天太阳很大，隔壁家的大祖祖正坐在院子的凳子上洗头，她见我回来了，特意让我坐在她身旁，并拉着我的手说：“永丽呀，我们杜家就你读书行、懂事，你要好好记着，要象你当举人的高祖父那样，为杜家传名。”我回答说：“大祖祖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读书，为杜家人争光。”随后我就进了屋，为家里人煮晚饭。太阳快落坡的时候，干活的人都回来了。突然，我听到隔壁的二公哭喊起来：“妈呀，妈呀，您怎么会这样啊，儿子有哪样对不住您呀！”我赶紧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刚才拉着我手说话的大祖祖上掉自杀了。她是用白帕子系在门方上自尽的。我赶紧把落气的大祖祖拖上床，使劲用人功呼吸的办法，把大祖祖从死里救活了。那一夜，我一直不能合眼，只听大祖祖不停的呻吟着：“你们救我做哪样啊？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家里一没钱，二没油，又买不起药，我这累病又治不好。想吃点猪肝吧，你们都不给我买，还不如让我死了的好！”第二天我返校了，等我下个星期再回家时，大祖祖已经安葬了。听说，她是几天后又在床的蚊帐杆上用腰带掉死的。在我们院子里，对我期待最大的是老党员黄么公，他常指教我、关心我、鼓励我。那时他是生产小队队长，老俩口无儿无女，又住在半山腰，我常为他们家挑水，做一些体力活。从这位老模范那儿，我学到了许多热爱集体、关心他人，大公无私的好品格。
我是20岁时参军离开家乡的，那天正是我祖母的生日——冬月初九。那年月，山村的人朴实极了，乡亲们为我能当上兵兴高采烈，纷纷来家里祝贺，并送上贰角钱、伍角钱、壹元钱。当然送得最多的数小队长黄么公罗。这些，我都一一用小本子清楚的记录下来。离家的那天早上，大队部派来的锣鼓手在我家门前使劲的敲啊敲，还放了鞭炮，贴了对联，把大红花挂在我的胸前。送行的队伍经过我任教的兴隆小学时，全校师生为我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当晚，在县城召开的欢送新兵入伍大会上，我父亲还被选为全县应征入伍家属的代表发了言。第二天，送新兵的车队出发了，我二弟兴文朝着我乘坐的那辆汽车追呀追，一直追到城西的高桥边。至今，那感人的场面还在我的记忆里永不消失。这是亲人们对我更大的期待……
离开绥阳的小故乡，我来到贵阳的大故乡，在火热的军营生活里，不管是站岗放哨，野营拉练，还是在炊事班做饭、喂猪，我都感觉着时光的美好和战友的情谊，生活总是甜滋滋的。我坚持其余创作，成了全师有名的小秀才。两年半后，我被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作曲班招去，在北京美丽的大学校园里，我度过了人生最好的时段。但对故乡的情结我一天也没改变过，我曾自己作词作曲写过一首名曰《山洼》的歌，后来发表在《歌曲》月刊上。
大学毕业时我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又回到了贵阳的军营。也是在两年半后，我写出了一首传遍全国的歌曲《战友之歌》。那时，家乡人为我高兴，给予我鼓励。从此，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回报家乡，回报社会，全身心地去孝敬父母。
1983年，我再次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毕业后，我调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任专业作曲。从那以后，我有了较优厚的稿费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在北京，并能每年回贵州与亲人团聚。
早在11年前，我就在县城为父母选购了一套商住房和一间店面，并每月按时给二老寄去生活费。之后，我这个当大哥的又鼓励弟弟妹妹们从农村搬进城里，支助他们开店，购房，子女上学等。今天，我们8兄妹，除我与兴旭弟不在绥阳外，其余的6个都在县城安了家。四世同堂，30多个后代聚集在我老父母的周围，其乐融融。在我们8兄妹的后代中，许多考进了大专院校，有的还留学海外。应该说，这与我的影响支助分不开。过去回村，我给乡亲们带点糖果。现在回村，我给有困难的老人们一点零花钱。记得有一年我没能回家，就汇去一笔钱，让当队长的爸爹分给每家每户。我总是记着老人们讲过的一句话：“神仙难过二、三月”，每当此时，我心里就想着农忙的父老乡亲。不怕别人见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收旧衣服回家。过去是大包小包往肩上扛，现在是小轿车年年往故乡拉。拿回去后，就让母亲分给大伙穿。虽说我这个“作曲家”已名声在外，但朋友们从不另眼看我，每年只要知道我探亲到贵阳的日子，战友或朋友总是将自己不穿的衣裳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等我回绥阳时，他们打好包送来，从省里要一辆轿车送我回家。我没更大的本事，也没多少钱，我只是用一片赤诚之心去尽力帮助朋友，支助亲人。我用我的笔为家乡的中学、小学写校歌，为绥阳写县歌，为朋友录歌。在北京，我在录制方面花了不少钱，但这些歌曲广泛流传于家乡，每每听着，都是对我极大的安慰。
大约十年前，当时的绥阳县文化局局长、诗人郑德明苦于无资金，示意由我出资，并用我的名字在绥阳设立一个奖，奖励那些在文艺创作中成绩卓著者。我听后很高兴但最初有些顾虑，我毕竟年轻，名气和财力都不大，有恐他人笑我不自知之明。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政协主席、宣传部长、文广局长以及大批老文艺家都十分赞赏这一举动，纷纷鼓励我去完成这一大事。于是，我拿出十几万元稿费，最终设立了“杜兴成文艺奖”这一永久性的奖励基金，至今已评出三届，现扩大到遵义市。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还特意为“杜兴成文艺奖基金会”题写了匾名，为“杜兴成文艺奖获奖证书”题写了封面。此举对我是最大的肯定与鞭策。由于我在北京工作，也在省内省外有些影响，故我期待着能为家乡做更多的事。因而每年考学的、当兵的、旅游的、调动工作的、联系业务的、求见名人的、进京治病的等等，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他们都来找我，我也热心跑腿，凭借一张厚脸皮，四处求人，八方拜佛，但我从不索取。记得1999年高考要录取的那短短一月，我家的电话费就耗去千余元。那一届来北京上大学的小老乡也特别多，有的全靠我帮忙。每次办成一件事，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当然，我也体验过过河拆桥，事后让人伤心的滋味，但那毕竟是少数，多数人与我们一家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他（她）们的成功，他们的荣耀，同样给我人生带来许多的情趣，对我和家人也是一种安慰和幸福。
我曾用一句老话来长期勉励自己“对于家乡，我只能奉献，不能索取”。我将永远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