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火石坡（纪实散文）
一
1966年大学毕业，因为“文革”的缘故，分配推迟到1968年初。贵州大学把我分配到遵义地区，行署“分配办”又把我分配到绥阳县。有人对我说：“到了绥阳，忘了爹娘。”我不解其意，他解释说：“绥阳产米，到那里有饭吃，就忘了家。”我想，这话对没饭吃的人可能适用，对大学毕业生就不适用了。不过，无论这话适用不适用，我都得老老实实去报到。那些年，大学毕业生不管分配到哪都得“劳动锻炼一年”，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县委组织部的易同志对我说，有两个地方你可选择：一个是郑场区清源公社沐油生产队，那里条件好，农民生活宽裕，是平原丘陵地区。一个是温泉区公平公社合光生产队，那里是山区，条件艰苦，不过农民觉悟高，真要锻炼就要到那里去。他这样一说，我还好意思选择？我立即表态到艰苦的地方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有首歌不是这样唱吗？
从县城乘班车，在距遵义市80公里处下车，就到了温泉区，这里与正安县交界。我去区部报到，区里已知道有个大学毕业生要来锻炼。一位同志接了介绍信后，为给我指路，又把我带回公路上，他指着一条河说，河左边是绥阳，右边是正安，你从公路下去，沿右边走七、八里路，就看见一座桥，过了桥就是公平公社，王书记在那里等你。按照他的指点，走啊走，果真看见一座石拱桥，一眼桥孔横跨两岸，颇有气势。来到桥上，我停步观赏，桥宽可并行两乘轿子，桥面的石缝长出了野草，桥边有亭，亭内有碑，从碑文上得知，此桥建于清代，曾是连接两县的重要通道。我下了桥来到公平公社的街上，路两旁约莫十几家农户，有一小店，卖煤油、火柴、香烟等，还有一个兽医站，一个卫生所，街尽头就是公社所在地。
走进公社大门，有一个铺有石板的天井，左边是高高的砖墙，右边是一条过廊，正面是四列三间的砖木结构房子，正厅看来是会议室也可作饭堂，左右两边是办公室兼卧室。王书记满面笑容地迎接我，他叫王玉彬，四十来岁，本区人，是土改中成长起来的乡干部。后来我很快知道他外号叫“王包包”，有的人叫他“包包书记”，这是因为他每天背一个黄布包，里面装有《毛主席语录》，每逢开会讲话，都先读几段语录，他是全县学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王书记对我说：“今晚就在公社歇，明天我带你上山，去合光队。”我问：“为什么叫合光？”他说；“原来叫火石坡，田里土里都是碎石子，穷地方。合作化时，工作队取名合光生产队。”我暗想，是不是“合作社之光”的意思，不过我没再问。当晚，因为没有电灯，我又很累，打开背包早早入睡了。一觉醒来，我发现隔壁还有光亮并有人声，莫非王书记还在找人谈话？我取电筒去厕所，路过王书记的房门，从门缝望去，只见王书记穿着圆领短袖衫和睡裤，手举红宝书，对着毛主席像，口中念念有词……哦！我明白了，王书记在“早请示，晚汇报”。当时我没有笑，只是怀疑，有此必要吗？但随即又自问自责。这种自问自责并非第一次，记得在学校听一位解放军战士作讲用报告，人们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外衣上，这位战士却把像章别进皮肉里，皮肉发炎了，他还舍不得取出……当时听到这里，尽管内心里觉得这种做法欠妥，但双手还是与听众一起热烈鼓掌并暗自责备自己“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那天夜里从厕所回来后，躺在床上自问自责，久久未能入睡。现在看来，当时的矛盾心情，是不是特定环境下的人性扭曲？
二
合光生产队只有十几户，除两户中农外，都是贫农。解放前，火石坡的田土属庙产，土改分了田土，那个庙也就消失了。火石坡贫瘠的田土种包谷、水稻，冬季种点小麦，靠着广种薄收，只要没有干旱，每年交售公购粮后，农民还是“够吃”。我去那年，合光队以评“政治工分”著名，就是在“为革命种田”的口号下，把全年的粮食扣出公购粮和种子粮后，按“人七劳三”分配，即百分之七十按人头平均分配，百分之三十按劳分配。按劳就要记工分，如何评分呢？不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是男劳力十分，女劳力八分，半劳力六分。队里办有“政治夜校”，不来学习的要扣分，出去开会或搞宣传活动的可记工分。队里有几个小伙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曾编有一个小节目三句半，叫《政治工分好》，在公社、区里和县里都演出过，得到各级表扬。当时我觉得来到火石坡真受教育，贫下中农把“为革命种田”落在实处，突出政治，不斤斤计较工分。在“同劳动”过程中，我也发现男男女女在一起，嘻嘻哈哈，效率不高，而且每家自留地的庄稼比集体地里的就是好得多。不过我从未怀疑这些是“政治工分”的后果。
合光队队长叫卢清文，三十多岁，共产党员。对我的到来，他特别欢迎，希望我能帮助队里办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级来检查评比，要看宣传队办得好不好。邻近的老王岩队，有一个“八姊妹宣传队”办得红红火火，卢清文想与老王岩比一比。当时农村里都在反对乱砍滥伐，我就以此为主题，编写了短剧《一棵枫香树》，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讲的是一个地主分子偷砍一棵大树，被青年农民发现，地主收买了青年把这事隐瞒下来。经过老贫农忆苦思甜教育，青年觉悟了，揭发了地主。合光队两青年，一个演地主，一个演青年农民，“老贫农”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由我来扮演，在公社演出受到好评，被推荐到县里演出，还得了奖。那年月，城乡都在“红化环境”，即到处贴红标语，挂红旗，家家有红宝书和毛主席像。记得是公社书记的意见，要合光队在山坡显眼处，搞一个《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从公社街上就可看见。合光人积极响应，大家弄来六块大石碑，由队里两名石匠刻字，第一块并列四行刻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另五块每块刻一个字：“毛主席万岁”，用漆描红，几人抬一块硬把石碑标语竖起来了。我把这件事编成舞蹈，以《下定决心》的语录歌为主旋律，把竖标语碑的全过程表演出来。这个节目也到县里演出，同样受到好评。
有一句著名的话：“灿烂的政治之花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合光队确确实实“突出政治”，然而无论是“政治工分”，还是“宣传队”，都没有给火石坡农民带来实在的经济利益。在十个月“同吃同住”的生活中，“够吃”是怎样一种生活水平呢？卢清文安排我住他弟弟卢清臣家，这两兄弟住父亲留下来的一幢四列三间的木板房，中间堂屋共用，那时是队里的“政治夜校”。卢清臣住左边，他家有“品”字形三小间房，我住前面一间，母亲卢幺娘住一间，卢清臣夫妻带一个三岁男孩住一间。每天两餐，上午九点，下午六七点。吃饭在后面橱房，烧柴草，灶很大。在灶边摆一张小桌，放四张矮凳。饭前，四个大人手握红宝书，对着毛主席的像，祝愿三声“万寿无疆”！然后揭开饭甑，先吃红苕，再吃包米饭，小桌上通常放一碗素瓜豆，有时也有炒菜，放一点点菜油，看来是用我每月交的伙食费去买的油。在合光队“三同”的日子里，我脑子里有过“闪念”：1951年我参加“贵阳市中学生寒假农村宣传学习队”，下乡宣传“五大任务”，1952年高中二年级时，我到贵筑县水田乡安多村参加土改，那时感到农民真苦，到1964年，1968年，解放快二十年了，为啥农民还这样苦？尤其是每餐“三祝愿”后，捧着红苕时，我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酸。
我到合光队是去“劳动锻炼”，那时还没有‘扶贫”这个概念，不过与合光人朝夕相处，总觉得这个队要找找出路，不能老是穷巴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问卢清文：“这个火石坡能蓄水吗？”卢说：“后山有个窝凼处，那里的山沟发过山洪。”我和卢清文，还有队里的会计吴凤山，一起去看那窝凼，后来大家商议在那里筑个十多米长、一米多高的土坝，设想拦山洪，形成蓄水山塘，再挖水渠，引水灌溉。合光人说干就干，男女老少齐上阵，干了十几天，把土坝筑起来了。从此以后，只要下大雨，我和卢清文都要跑到后山去看，然而每次都失望。我问卢清文：“以前这山上有树吗？”他说：“有啊！山上是老箐林，杉树柏树都有，大炼钢铁时，砍光了。”哦！我明白了，“山有多高，树有多高；树有多高，水有多高”，现在山是光秃秃的，哪来的水啊！我们筑的坝白废了。合光人不甘心穷，不知是谁提出挖煤的主意，我问：“地质队来过没有？”有人说“没有”，又有人说“某某队挖出煤来，都发财了”，还有人说“管它三七二十一，挖挖再说”。我脑子里冒出毛主席的话：“穷则思变。”为合光人的敢想敢干而感动。在队长的带领下，合光人在火石坡某处挖山找煤了。我参与了这一“壮举”，男劳力分批挖，挖了两天，已有一米多高、两米多长的洞了。轮到我参加的那批，我自告奋勇上，当我低头弯腰掘土时，洞顶上一大块泥落下来，把我砸倒在地。当人们把我扶起来时，我腰痛，而且伸不直，行走难。两位年轻力壮的社员把我背回住处，来看我的人川流不息。山坡上哪里找医生？有位老农说：“我来治。”他找来一瓶烧酒，让我脱了上衣，卧在床。他把酒泼洒在我背上，我顿觉一阵凉意，突然，他一擦火柴，酒燃起来，我感到一团火在背上滚动，痛得叫起来。火灭后，皮肤还有灼痛，几天后才恢复正常。我卧床期间，合光人继续挖洞，还上了木撑板以防塌方，终因总挖不见煤影子而作罢。挖煤发财的梦又破灭了。
从春种到秋收，我参加了合光队的全部农事活动。犁田、耙田、运肥、插秧、薅秧、收割、挖土、种苞米……什么都学，什么都干，合光人很快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有一天，我正在屋里休息，忽然听到门外卢幺娘大声喊：“丁同志，快来啊！”我急忙奔出门外一看，原来是卢幺娘养的猪崽掉进粪坑里，坑在猪圈底下，猪圈又是人用厕所，那只猪崽正在粪草上挣扎。卢幺娘用根竹竿想把猪崽挑起来。我看无济于事，而四周又没别的工具，我只好扑在粪坑边，一手掩着鼻子，一手尽量往坑里伸，终于抓住一只猪耳朵，把猪崽提了出来，猪崽又脏又臭，我迅即把它扔在地上。这时，卢幺娘欣喜地把猪崽抱起来，捧在怀里。见此情景，我又找到差距：我扔她捧，我还是缺少劳动人民的感情啊！1957年以后，寻找差距，脱胎换骨，似乎成为我的思维定势。其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可以而且应当消失，而非本质差别将长期存在。那种一味让知识分子自卑自贱，脱胎换骨的做法，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那年秋天，合光队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卢清文将代表集体前往县里开会，而这个队的社员们一致推荐我为“先进个人”，公社的王书记又大力支持。对此，我当然有自知之明，当“包包书记”让我填写登记表时，我只好悄悄到温泉区找到区委书记冯开富，说明我“五七年犯过错误”不能享此殊荣。冯书记当然接受了我的意见。
1968年11月，县里通知结束“劳动锻炼”。当我背上背包准备下山时，卢清文、卢清臣把背包抢去背，他俩兄弟，还有好些合光人，一直把我送到公社。回首火石坡，我望见了“毛主席万岁”的石碑标语，想起了白费劳力的土坝，想起了破灭的“煤”梦，想起了卢幺娘的猪崽......合光啊，合光！什么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合作社之光”啊？带着这种疑问和心情，我告别了火石坡。
三
1990年夏，我将从贵州省委工作岗位上“交流”到广西。行前，我想起那距省城二百四十多公里的火石坡，离开那个山区有二十多年了，那里有什么变化？我曾与之“三同”的人们过得怎样？我带着期盼和担忧的心情，决定重访火石坡。
在绥阳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10时许，在县委副书记汪德贵的陪同下，我们驱车温泉区。到区里后，我和秘书周顺黔弃轿车而登上小汪带来的北京吉普，因为去公平乡路况不好。在车上，我问起王玉彬才知道他已去世，此时，这位公社书记的满面笑容，黄布包，尤其是他“早请示晚汇报”的神情和奔波劳累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脑际。在我的沉思中，吉普到了公平乡。我和汪德贵事前讲好，去合光属走亲访友，不要任何人陪同，所以，一下车，我们没去乡党委，一行三人直奔火石坡而去。
在登山途中，我注意到竖有电杆，架有电线，小汪说这里通了电。回忆当年点煤油灯的情景，我为这里有了电而高兴。来到火石坡的第一台阶，树丛竹阴处有三家农户，都姓吴，旺草中学初中毕业生吴阳全就住这里。我们在吴家门前坐了下来，吴阳全闻声而出，看见我叫了一声“丁老师”后，就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我在合光时，吴阳全是这个队里小学生中年龄最大、成绩最好的，在宣传队里带头演《三句半》，可惜有眼疾，眼睛总眯着。眼前这个吴阳全，三十多岁了，父母还在，自已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眼疾没好，眼睛还眯着。我问他：“日子好过吗？”他迟疑一阵吐出几个字：“过得去，够吃！”那神情和答话，与二十年前他的父辈完全一样。他的妻子从屋里出来，我一看，原来是老王岩“八姊妹宣传队”成员，会唱会跳。此刻，她靠着门框，似乎是不知怎样称呼我，显得十分腼腆和迟顿，与二十年前的她完全不一样。我环顾吴家的房子，没有扩建也没有维修，房“老”了，生活重负压在吴阳全夫妇身上，人也变“老”了，我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我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引着小汪、小周继续往山上走。来到第二台阶，这里散居着几家人，靠路最近的是顺江家。顺江，我在时他是小学生，而今是太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原来的合光队，现在是太平村的一个自然屯。顺江正好在家，他笑嘻嘻地把我们引进屋里。一进屋就能发现一个木柜上放有一台七寸的黑白电视机，我问顺江：“合光有几台电视机？”顺江不好意思地说：“只有这一台，喜欢看的人就来我家看”。顺江家境较好，这不足为怪，因为当支书有固定补贴，他父亲又是兽医，他哥从部队转业后在县里工作。我问顺江：“各家自己干，日子是不是好过一些？”他说了真话：“还是愁钱用。”这时，住在第三台阶的卢清文卢清云闻讯从坡上赶来，卢清文显得特别激动，他说：“丁书记勒，好久不见你哟！”交谈中，获知卢幺娘，卢清臣都去世了。
告别时，我对顺江说：“你当支部书记，合光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笑了笑，和我紧紧握手。在回温泉区的路上，我对汪德贵说：“绥阳虽不是贫困县，但火石坡这样的山区，要脱贫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到了温泉区，我换乘轿车向县城急驰，望着车窗外的景物，我想，到一个县，富的地方要去看，但像火石坡那样的穷山区，也不应当忘记……
我到火石坡“劳动锻炼”迄今已有四十年，重返火石坡迄今也有十八年了。如今，火石坡怎样了？遥远的火石坡，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完）
（丁廷模：男，汉族，1936年5月生，贵州普定人。大学文化。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11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至1958年1月任共青团贵州省贵阳市委学生部副部长、团市委委员（其间：1953年3月至1953年6月在西南团校学习）。1958年1月至1962年9月任贵州省贵阳市三江农场生产大队副队长、生产队队长。1962年9月至1966年9月在贵州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66年9月至1968年1月贵州大学毕业待分配。1968年1月至1979年12月任贵州省绥阳县绥阳中学教研组组长。1979年12月至1982年1月任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晚报》社编辑组组长、编委。1982年1月至1983年10月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1983年10月至1984年11月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4年11月至1985年4月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1985年4月至1990年8月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其间：1986年至1988年曾兼任贵州省教委主任；1989年3月至1989年7月在中央党校学习）。1990年8月至1996年5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96年5月至1998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1998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2002年1月31日在广西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辞去广西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
生命的根脉——读稿札记
本期《娄山关》，以整版的篇版刊登了丁廷模纪实散文《遥远的火石坡》，虽长，但很值。因为它很真实，很感人，很耐人回味。
比起时下有些浮华趋时之作，这篇散文特别深沉、质朴。因而也更可亲可信。其实，我们的农村就是这样艰难地走过来的。作者以亲身体验，给我们娓娓道来四十年前历历往事，从大跃进砍树，到“政治工分”；从每餐手握小红书“祷告”祝愿，到揭开饭甑，触目红苕、包谷饭还不够吃……这一切对于年长的读者都不陌生，而年轻人读之可能有如天方夜谭。但这就是历史。
对于知识分子在那特定环境下的心态，作者也有坦露心迹的描述。那个年代，谁不曾被异化、被扭曲。回首往事，那些事其实跟我们相去并不太遥远。我们难道不都是从那状况下逐渐醒悟过来的吗？
不懂得往日的荒唐可悲，就不会懂得今日巨变的弥足珍贵。
我们农村的发展，曾经走过漫长、曲折、艰难的路程。从“三年困难时期”的灾荒，到类似汪小川《二铺调查》那样从党内出发抵制“一大二公”极左错误的呼声，还有继后的“四清”运动，把农民自发改革的地火无情扑灭下去。农民便像火石坡当年那样，以对集体生产的消极怠工进行软抵抗。不少地方，农民暗地里发明了包产到组、包干到户，有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终于，在“文革”结束后爆发出贵州顶云公社“包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大新闻，以及安徽小岗村农民写血书表决心的秘密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国从农村推及城市，掀起了改革大潮。读火石坡的故事，作为当年《贵州日报》的报人，亲历亲见的那一桩桩往事，此时浮现眼帘，深感可以从这小小的火石坡，窥见中国改革植根于民间深层，是多么源远流长。
廷模的散文以白描手法，写出许多催人泪下的细节，是任何高明妙手的文学家编也编不出的。作为个人，作者的生命之根之脉在“火石坡”一类的深厚土地上。其实我们共和国的生命之根之脉也在千千万万“火石坡”上。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一切辉煌与自豪，萌发地正是在无数这样的最基层；而我们祖国的伟大复兴，尚有很多艰难路要走，从“火石坡”也可以得到启示。
深知中国民间之苦的作者，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从“火石坡”，从旺草乡，一步步被推到高层。但作者没有忘却“火石坡”。1990年从贵州省委调往广西工作，临行前，还专程去看望那儿的父老乡亲。这当然不是前呼后拥下去的。那是私人故地重游，探亲访旧。因而看到的情景也非常真切。火石坡如今有了许多变化，虽并非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但不奇怪，否则为什么至今“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娄山关》编者很有心，为了配发《遥远的火石坡》，特地派记者重访了火石坡，报道稿也发在本版。从1990年丁廷模重返火石坡到今年，时光又过了18年。那儿发生的变化令人喜悦，火石坡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寨，而今已发生如此深刻的变迁，可以想见，我们祖国的广大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多么鼓舞人心的变化，正如记者胡卡妮报道中所说：明天会更好！
作者： 刘学洙
